汉代“新都城”遗址
2021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白江区城厢镇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时，意外发现带有篆书“新都城”铭文的城墙包砖，这一发现迅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经过近一年的系统发掘，考古工作者清理出各类遗迹100余处，时代跨度自战国晚期延续至近代。2022年12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公布考古成果，确认该遗址为汉代新都城遗址，彻底揭开了这座古蜀“三都”之一的神秘面纱。
遗址地层堆积清晰，明确显示该城址延续使用至三国时期，不同时期的城墙修建工艺与防御设施各具特色：西汉中期修建的城墙，采用木夯具分段分层修筑，残存夯窝直径达8-10厘米，夯筑痕迹清晰可辨；东汉晚期对城墙进行增筑时，创新采用砖砌壕沟进行防护，进一步完善了城防体系。此外，发掘过程中还出土了鼓风管、夹砂红陶器等冶铁相关遗存，为研究当时蜀地的冶铁技术水平提供了珍贵实物佐证。
该遗址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与历史意义，是我国第一座城墙、壕沟、包砖“三位一体”完整展现的汉代城防体系遗存，也是成都平原目前所知历史时期修建时间最早、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城址之一。其发现不仅将城厢镇的置县史提早了700余年，更明确确认了汉代新都县城的具体位置就在城厢古城，成功廓清了以往学术界认为新都县地望在军屯镇的谬误，为研究成都平原战国至汉代的城市建设技术演变、城防体系发展提供了关键实物资料。
为更好地保护与展示这一重要考古发现，在遗址原址上规划建设了“汉代新都城遗址公园”，并于2025年10月1日全面向公众开放。公园内通过栈道保护性展示了长约86米、残高1.6米的夯土城墙，以及古井、壕沟等重要遗迹，同时展出了刻有篆书和隶书两种写法的“新都城”铭文城墙砖拓片等珍贵文物，让游客能够直观感受汉代新都城的历史风貌与文化底蕴。
双元村春秋战国船棺墓群
2016年4月，在青白江区大弯街道双元村七组物流园建设施工工地，发现一处船棺墓葬群。成都市文物考古队立即对该墓葬群进行考古发掘，已发现这一时期的古墓葬260余座，出土珍贵文物上千件，涵盖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玉石器、农作物等多个类别，是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实物资料。其中600余件青铜器保存完整、纹饰精美，该墓群也因此被称为“地下青铜器宝库”。该墓群年代跨度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专家推测墓葬时间跨度约有500年，是目前四川地区发现数量最多、揭露面积最大的一处春秋战国墓葬群。
整个墓葬群呈东北-西南状分布，东北部墓葬多成组排列，时代大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西南部墓葬60余座，多成排分布，时代大约在春秋时期。墓葬核心葬具为船棺，其中M154号墓是该墓地规模最大、葬具保存最完整的一座船棺墓葬，墓坑深约2.3米，船棺长约6.1米、宽约1米，出土器物数量最多、等级最高。该墓最重要的发现是在船棺底部设置的腰坑，这是四川地区发现的第三座蜀墓腰坑。腰坑内随葬有青铜缶、鼎、匜、盆以及鬲、甑组合而成的青铜甗等6件成套青铜器，并有2件漆木器盖板与之配套，这种成套带盖的青铜器组合在四川属首次发现。
双元村春秋战国船棺墓群出土文物可分为两组，一组以巴蜀式兵器、带巴蜀图语的器物、漆木器等具有古蜀本土文化风格的文物为典型代表，另一组以鼎、缶、甗等具有中原礼制风格的青铜礼器为典型代表。在该墓群中，一些遗迹（船棺葬俗）与成都商业街船棺墓的遗物和中原地区战国时期的礼器有共同之处，尤其是成套青铜礼器的出土，充分反映出古蜀文化与外界文化的深度交流融合。
马坪村考古发掘
1997年5-8月，市文物考古队和区文管所对日新镇(今祥福镇)马坪村的墓葬群进行考古发掘。此次发掘的墓葬众多，时间跨度长，发掘面积广，出土文物丰富，共发掘墓葬36座。
此批墓葬是在修建成达铁路施工现场发现的，位于当地叫老虎山、杨家山之间的山坡浅丘上，不论崖墓还是砖室墓都形制多样，其中西晋墓保存最为完好，呈长方形单室卷顶砖室墓，南北向，由墓道、封门、墓室组成。墓室建在红沙石开凿的墓圹中，墓和墓圹错位12度，墓墙变形，但卷顶完整，未被盗掘和破坏，发掘资料显示，该墓葬于公元282年8月，墓顶砖有清晰的纪年：在卷顶砖的一侧刻有“太康三年，宝贵吉祥”等铭文，墓壁四面用钱币砖和网络砖相嵌而成，墓内清理出金戒指、银手镯、银簪子、铜镜(刻有“长宜子孙”)、铜釜、瓷碗、陶钵、陶罐等文物。
在老虎山还发现两件西晋时期的文物。西晋在中国历史上有过短期统一，其考古发掘资料在成都以至四川地区都不多见。此次发掘为研究西晋时期成都平原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史料。
马坪村古墓群有较高的历史和考古价值。首先时代跨度长，上至王莽时期，下到西晋，绵延300余年，而其间各时期墓葬都有，有些还伴有时代特征文物出土，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古墓葬研究和考古编年序列的建立极有价值。
马坪村崖墓的墓室结构有别于他处，很有特点。这些崖墓大部分都是中间为一间长而不宽的中室，左右各有类似于龛的侧室，将葬具置于侧室中，这种结构不在别的地方流行，属于本地特点，这就丰富了四川崖墓的内容。此次发掘出土文物，对于王莽到西晋时期的社会经济、丧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的宝贵的实物资料。
乌木出土和鉴定
1997年8月27日，一株长27米，最大直径1.7米的乌木在祥福镇甘泉村二组毗河边出土。成达铁路取垫土时发现树梢，顺着树干，朝河边深挖，经过村民近半个月的掏挖，整株乌木呈现在人们面前，乌木乌黑发亮。村干部将发现乌木的情况报告了镇政府，镇政府随即报告了区政府，分管文物工作的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区文体局的相关领导及工作人员，先后多次到现场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宣传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村民放弃了当初要将乌木卖给成都市某乐器厂的打算，表示要保护好乌木，交文物主管部门管理。有关部门按政策对发掘保护乌木的村民给予适当的劳动补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有关部门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学者前来对乌木作鉴定，鉴定结果为:该树木距今6455±64年，树种为香果树。2003年7月，乌木送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展览，供人们参观。
前进村考古发掘
1998年6月20日，福洪乡前进村发现古墓，区政府特批3万元资金用于抢
救性发掘。市文物考古队派出6人工作组与区文管所组成联合工作队进入现场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新闻单位提前介入，致使这次发掘工作难度增大，围观群众高峰时达到上万人，公安部门紧急介入后，发掘现场的混乱局面才得到控制，发掘清理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
通过调查和对两座被盗古墓的发掘，初步确认前进村现有崖墓在28座以上，延续时间从东汉晚期到唐代，在已发掘的成都地区崖墓中，前进村崖墓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前进村崖墓群保存较好，随葬遗物特别丰富，1、2号墓发掘出土文物(含公安机关追回的被盗文物)多达500件，在四川地区崖墓中是罕见的。特别是大量的隋唐时期青瓷器以及“四铢”“太平百钱”等钱币在四川地区崖墓中尚属首次发现。已发掘的1、2号墓葬，形制差异较大，结构特殊，仿木建筑雕刻，龛形石棺等在四川崖墓中都是少见的。
此次考古发掘发现前进村崖墓的葬俗十分特殊。1号墓发现10具陶棺，采用多次葬式，2号墓早期葬式和1号墓相同，但南朝以后则以捡骨葬、瓮棺葬为主要葬式，这种以旧墓新葬的形式在四川地区墓葬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为研究古代墓葬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填补了成都地区隋唐崖墓的空白。
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城厢古城遗址位于城厢镇北门外古城桥周围，是一处重要的汉代古城遗址。1998年10月区人民政府将其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了保护范围。
1999年2月，为配合城太公路建设，对其进行了一次考古清理发掘。发掘清理出明清至汉代的遗址有:灰坑、井圈、排水沟。其中灰坑14个，排水沟4条。出土的重要文物有陶器和钱币。陶器有盆、缸、钵、甄、鼎以及汉代建筑构件简瓦、板瓦、瓦当和陶井圈。陶器纹饰主要有绳纹，出土的钱币为秦半两。
此次考古发掘使人们对城厢古城遗址获得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城厢古城遗址分布范围广，约为10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自汉代至明清遗址，遗物丰富，是成都地区重要的、保存比较好的一处汉代遗址。
新河遗址考古发掘
2002年10月，乐斯集团在建筑施工中暴露6座宋代古墓，从开挖基坑中发现泥土异常，经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实地勘查确认，为早期文化堆积层，属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早期遗址，距今约4500年，该遗址位于华严镇（今大弯街道）新河村境内，定名为“新河遗址”。发掘工作历时20多天，发现大量早期遗迹、遗物和房层建筑遗迹。经随后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初步确定了新河遗址北面的走向，新河遗址显示青白江城区数千年前就有人类活动。
三星村遗址考古发掘
2004 年4月，在弥牟镇三星村攀成钢公司迁建施工工地，发现一处商周时期生活遗址，市文物考古队和区文管所立即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有陶器、石器。陶器有高柄豆、小平底罐、圈足豆、花边口沿罐、剑口罐等。陶器表面多饰有陶衣，陶器器形依据考古的类型学对比，与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晚期器形相近。出土的石器有25件，均为小型磨光石器，有人为加工痕迹。这些特点与成都平原商周时期石器相同。发现的屋基，建筑特点也与成都平原商周时期的房基相同。其中在发掘勘探中出土的一个木制鸟头勺和一个陶制圆形鸟头当属这次试掘中出土的精品文物。
三星村遗址出土文物可分为两组，一组以尊、喇叭口高领罐等具有“宝墩文化”风格的文物为典型代表，另一组以小平底罐、高柄豆、盘、瓮等具有三星堆文化风格的文物为典型代表。根据遗址层位关系和文物组合的变化，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年代与宝墩文化四期相当，晚期年代与宝墩文化四期至三星堆文化二期之间相同。在三星村遗址中，一些遗迹与宝墩文化的遗物和三星堆文化的遗物有共同之处。
